在民办中小学教育还不发达的情况下，在巨大而强烈的择校冲动下，我们绝不应该简单套用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教育治理的思路，我们必须立足自己的国情、文化，探索自己的择校治理，拿出一些接地气的政策与办法。
在择校等教育治理上，首先我们需要承认这种需求是强大的、真实的，甚至是疯狂的，一个阶段也不可能改变，这是我们择校治理的基础判断。美国的公办学校入学治理上，实际上是不存在这种庞大而冲动的需求，也不承认这种需求是合理的，因此原则上是不允许的，只能绝对地按居住地走。
如果我们承认这种需求有其文化的合理性、现实性，也是强大的，但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供给方即最好的学校，几乎都是公办学校的背景下，我们怎么办。
显然不能采取不允许在公办学校上择校，把家长逼到用钱买学区房择校这一条路上。如果不可避免地要在公办学校择校（事实上这些年也没有完全杜绝），在择校的治理上要保公平正义，我认为最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需要解决机会均等。
机会均等，至少应该通过多种公开形式的均等，而不能只是钱的均等。在这些均等方式中，其中有一条可能就是通过成绩筛选，也是最现实的一条道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最吻合中国文化的一条道路。
通过考试择校，给了更多没有权、没有钱的人一个可行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恰恰可以有效地把学生负担降到最低（后面专门解释）。
办老百姓满意的教育，考试择校的办法我们完全可以做一个公开的意见征求。如果为此需要修法，为什么不可以把错误或者不适合国情的法律修改一下？
考试只是手段，任何考试与负担都没有直接关系，考试也不是和义务教育本身对立的，我们不能生搬硬套，画地为牢
当然，有很多专家听到这儿会马上跳起来说，义务教育是不允许有考试选拔的。
为了确保每一个人读书的权利，的确在义务教育阶段是不允许以考试为选拔方式的，但反对的前提是以考试筛选受教育权。在已经充分保障入学权利的基础上，通过考试做一些筛选并不违背义务教育的宗旨。美国在公办中学中有天才生的筛选，就是依靠测试完成，英国、新加坡也都有类似的分类测试，这也是教育的一个基本规律：在承认人的差别基础上，进行不同方式与节奏的教育。所谓因材施教就是这个道理。
在这个措施的认知上，我们还必须破解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混乱的逻辑。即负担是因为有考试，有考试就有负担，有考试就必然加重学业负担。
负担首先是一个心理感受，喜欢玩游戏，连续玩三天三夜可能也不觉得累，不觉得是负担，但是如果不喜欢游戏，玩3分钟都是负担。其次，如果我们把自己定位为精英、栋梁，无论在美国、英国还是中国，必然要比一般人付出更多，客观上负担必然要比一般人重，天经地义。也就是说，绝对的负担，从本质上讲，是和自己的期望定位有关的，而不是别人强加的。
有考试就有应试，想要好成绩必然就需要付出更多，这些负担从本质上和有无考试、考试的难度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如果你只是想得0分，怎么可能有负担？如果你想得第一，无论什么考试，多容易的考试，都会有压力、有负担。
目前中国的教育现实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统一的选拔考试不是增加了负担，恰恰是最有效的减负手段。
目前中小学负担的重灾区为什么是小学？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取消了小升初的考试，学校为了招到好学生，以各种名目变相测试，为了上名校，家长孩子不得不去上各种“坑”班、特长班，参加各种竞赛，导致负担大幅度增加。初中升高中是公开考试，高中考大学是公开考试，这把考试的尺子是明确的，也只有一个，负担反而大幅度降低。
好未来（学而思）的收入结构也清晰地反映了这一点。其收入的核心是小学培训，而不是中考、高考，为什么？新东方最新财报也显示，其传统的主营业务，托福等留学培训已经退居二线，中小学培训已经占了50%以上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因为我们取消了小升初考试，恰恰催生了这一批上市公司，这是我们意料之外的事情。
与此相关，我们还需要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全面否定打击甚至肢解公办名校的问题。一个主流观点认为，正是它们的存在加剧了资源不均衡与择校的问题。我这里想反问两个问题。第一，肢解了名校，能否达到资源均衡的目的？显然，是不能的。第二，肢解了这些名校
后，中国的精英教育怎么办？未来中国的发展依托什么？英国20多位首相出自伊顿公学，奥巴马、布什、比尔·盖茨，哪个不是私立学校毕业的？清华大学培养了近300名部级干部，遥遥领先于全国2000多所高校。任何国家的建设发展，精英教育体系都是关键。
教育改革不能屈服于道义正确与理论正确。这也是一种文化自信，制度自信，更是一种担当
美国的教育体系与治理政策，是与其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直接关联的，我们绝不能盲目照搬。比如其公办学校不让择校，是基于私立学校的发达，给择校提供了更多选择。公办学校不搞精英教育，也是基于其精英教育在私立体系中的存在，不会影响优秀人才的培养。当下的中国不同，我们和美国社会制度不同，文化观念与习惯不同，盲目照搬，不仅不会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而且会破坏甚至摧毁我们自身已经形成的体系与优势。比如我们存在于公办体系中的精英教育体系。
当然，我们也不是不要改革，不要学习借鉴，而是要搞清楚核心问题与矛盾，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实事求是，结合中国的文化、制度，找到自己的解决办法，这也是一种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在择校治理上，只要抓住了机会均等这个核心，结合中国文化与社会制度，中国人最愿意接受的方式，就一定能找到最适合的择校治理思路与方案。
择校等许多教育治理上一些政策的出台过程，大多都遵循了这样一个过程：名人专家动辄以应该如何，言必称美国怎样，并形成强大的舆论影响与压力，最后直接影响了决策，即遵循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治理措施，而忘记中国的国情文化与制度差异。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相关决策部门更需要有勇气与担当，绝不能屈服于一些理论正确与道义正确——而这些理论正确，恰恰是基于西方的文化与社会治理制度的理论正确，往往可能不适合我们。就如前些年一些城市学习美国搞咪表停车，闹出大笑话。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屈服于舆论误导与裹挟。教育是一个专业问题，教育治理更是区别于专业研究是一个管理问题，即便你是教育专家，也未必是懂得教育治理、教育管理的。但是在当下的中国，我们很多名人专家喜欢以自己的感受与个案谈教育，批判教育，为教育下指导棋。搞金融经济的、搞自然科学的，甚至连搞漫画的、写小说的，都纷纷大谈教育，而这些名人大家的言论往往会因为其社会影响而不断放大，形成舆论压力，进而误导教育的治理。
我们一定要清楚，专家、院士、名人、作家，只是在某个限定领域的专家权威，并不是哪个行业专业都懂的，也绝不是你当过家长，当过学生老师，就认为自己懂教育的。我们教育决策部门与具体管理人员，一定要顶住这些压力，实事求是，走出中国特色的教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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