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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教材挑错”挑出什么真问题？

发布时间:2015-11-20 09: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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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比教材出错本身更可怕的是对教材的迷信。这就要求教师、学生要敢于质疑，从质疑中找到书本、教材的错误。即便没有找到错误，质疑和解惑的过程也是知识的积累，学识的进步。

　　从这次“给教材挑错”事件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迪。其一，它彰显了质疑精神的可贵，不因有既定结论存在，而一味盲目地追随。每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个性的存在，都有着鲜活的个体价值，将质疑精神和个性价值充分发挥，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才会更有生机和活力。其二，它让思考这个重要的学习环节的价值得以展现。古人云，“学而不思则罔”。这告诉我们，学习和求知，仅仅进行信息占有是不够的，在占有的基础上，还要善于自我总结、提炼、反思，各种知识才能牢固地沉淀在大脑中，让思维更为开阔，完成更为扎实的积累。其三，质疑更能培养创新型人格。在学习中，记忆仅仅是第一步，创新和创造才是最终目的。当我们将对专家的质疑和批评，当成了学习的常态，从而提出与众不同的逻辑性推理，就算最后没有达成立竿见影的创新成果，但每一次推理都是一次创新性思维的激活，久而久之，就容易养成创新型人格，为未来的创新、创造打下坚实的思维基础。

　　尽管很多人都知道质疑精神的重要性和价值，但由于当下的教育评价更注重标准答案，由此导致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质疑和批判精神都显得不足。在这种大背景下，这位教师对教材的“质疑”，显得更有价值。不管这次质疑最终能达到何种效果，他已经用自己的行动给其他教师和学生做出了一次很好的示范：质疑能力和批判精神无比重要。“行不言之教”，这种教育成果，或许比教会学生知识本身来得更为重要。

　　巴尔扎克说过，“打开一切科学的钥匙无疑是问号”。但是，仅仅认识到质疑和批判精神的价值还远远不够，更应该将这种意识的培养落到实处。在笔者看来，我们的教育要尝试多元评价，让充满个性的孩子也能在高考之类的权威评价中得到激励。如此一来，教师才会放开手脚，孩子才敢大胆质疑。教育工作者也应该多搭建“质疑舞台”，多提供宽松的发展环境，多激活孩子的批判性思维。对于学生们来说，在创造和质疑方面，要多一些自信从容，要敢于说“不”，不要被一些所谓的权威束缚住了思维。（耿银平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严把教材质量关呼唤“深耕细作”

　　教材不仅关乎学生们的知识学习，也关系到他们精神世界的发育和建设。教材出现常识性错误，不仅损伤学生们的教育权益，也会给他们精神家园的培育带来负面效应。面对部分教材质量欠佳的现实，施兵老师没有袖手旁观，而是通过细节推动的方式，来引起教育部门和公众对教材质量的关注，这样的行为当然值得点赞。

　　作为一种表达手段，“给教材挑错”见证了一位教师的良知坚守和价值追求；面对“给教材挑错”，教育部门尊重和回应了施兵老师的意见和诉求，并且要求有关出版机构及时地“亡羊补牢”，采取补救措施。从这个角度上说，“给教材挑错”一事实现了教育主管部门和普通教师的一次良性互动。

　　公益人士、“免费午餐”发起者邓飞曾说，“当下有很多社会问题，但我们不该只是抱怨或者指责，我们还可以行动起来，联合各界，寻找解决方法”。提升教材质量，既需要更多的公众参与“给教材挑错”，也需要教育主管部门加强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当然更离不开直接责任方——教材编写者的“深耕细作”。

　　近年来，“给教材挑错”多次进入公众视线。从直接原因上看，在“互联网+”不断深化的当下，普通人以往难以获得足够关注的“沉没的声音”找到了更多表达的出口；从深层次上讲，在消费主义文化逻辑的影响下，一些教材编写者被商业目的遮蔽住了双眼，部分教材的质量底线被越拉越低，有的甚至进入“只讲数量不讲质量，只讲经济效益不讲社会责任”的怪圈。

　　教材出现常识性错误，与教材编写的功利化不无关系。当商业资本的逐利逻辑遭遇浮躁的社会心态，教材的粗制滥造也就难以避免。脱离了真诚的态度、真实的力量这一根本，教材编写难免就会“轻率而糊涂”。在工具理性的驱动下，“钱袋满当当、脑袋空荡荡”的人们赚得盆满钵满，却给学生带来消极影响甚至是误导。

　　教材的背后，隐藏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图谱。教材作为一种特殊产品，容不得竭泽而渔式的利益变现。说到底，一本优秀教材既需要编写者“深耕细作”，也离不开一套成熟完善的审定、监督、纠错机制。只有将质量意识和品牌观念融入教材“编写者—读者”的各方面和全过程，“给教材挑错”这样的案例才会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