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都需要“辞源人”

　　100年前，张元济等前辈先贤怀揣文化救国之梦，发出了“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的呼唤，于1908年启动了《辞源》编纂工作，并于1915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现代辞书。

　　100年后，2015年12月24日，历经8年编纂，《辞源》第三版正式出版发行。这不仅仅是从400万字至1200万字的超越，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的百年传承。

　　这是一种胸怀家国的文化自觉。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颇有远见地创立字典部，毅然投入“商务”1/4的资本编纂《辞源》，并亲自参与编写，只因为他深知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前，中国人不能只有一本康熙字典，需要“开启民智，昌明教育”方能迎来光明时代。陆尔奎，第一版《辞源》的主编，2000多个日夜，罗书十余万卷，积累成疾，以致失明。而400万字的《辞源》，融旧学新知于一炉，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剧烈的文化碰撞、复杂的制度变革和彻底的社会转型中，得以传承复兴、发扬光大。1931年时，该辞书就已行销数十万册，成为当时全国小学教师以上水平的知识分子的常备案头辞书。

　　这也是一种守正开拓的创新精神。传统文化要焕发新的生命，需要找到新方法。《辞源》在编纂方法、编写体例方面创造了全新格局，对后世的辞书编纂与文化创新具有重大示范作用，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现代辞书史上的一座丰碑。尽管如此，“商务”出版人一直明白，辞书完成之际便是新的修订开始之时。只有不断顺应社会发展，那些永不褪色的价值才能葆有勃勃的生机。于是，我们有了第二版、第三版的《辞源》，相信今后也会有第四次的修订，它将成为一个民族永远的文化工程。

　　这更是一种心甘情愿的奉献精神。1976年学贯中西的黄秋耘先生参加第二次修订时，笑称自己是“遁入空门”，从此青灯常伴闭门穷经。而《辞源》第二版主编吴泽炎先生坚持每天做60张卡片，最后竟积有30余万张卡片，书未修完，惜人已半身不遂。第三版修订中，3位主编、22位分主编、127位学者，硬是用了1800个日夜完成上亿字的校对，书证和释义的改动量达4万条，改动率达40%。

　　人们常说，辞书修订是一个弹性较大的工作，可多可少，可深可浅，要完成具有相当学术深度和广度的修订，弥补旧版系统上的缺失，殊为不易，这也是众多文化工程难以善终的原因。相比过去，现在编写似乎容易了，有海量的数据库电子书可以提供线索，但恰恰是这些浩瀚的资料，更需去伪存真、正本清源的基础铺垫。如果没有一种精神，哪里可以完成一个字一个音的准确校检？

　　8年的时间，足以写一部好的专著，留下几篇好的论文，可这么多学者却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项浩大的文化工程中，他们中，最长者已有82岁，最年轻的35岁，每个人都竭尽心力，焚膏继晷，守护心底的追求。

　　第一部《英语词典》的编者塞缪尔·约翰逊在其书大功告成时说，你想要惩罚谁吗？就让他去编字典。意大利历史语言学家斯卡利格也曾这样形容编撰词典之苦：十恶不赦的罪犯既不应处决，也不应判强制劳动，而应判去编词典，因为这种工作包含了一切的折磨和痛苦。这言语中带着自谑，却让行外人能更好理解编纂辞典之艰辛。

　　吴泽炎曾说：“《辞源》是一辈人接一辈人的事业”，而辞源人的文化，也在一辈一辈的接力中传承下来。这精神，倘若能借由“辞源”之源发散出去，渗透进每个领域，那将带来怎样的文化气象，又将筑就怎样的中国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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