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顾虑,是因为在彰显选择性理念的高考改革中,长期习惯于按部就班的学校将会面临硬件和软件双重缺失的考验。在报道中,记者就发现不少高中对“教师配置”、“课程调整”、“共用教室不足”等深感头痛。如果说教室等设施问题可以通过增加教育投入加以克服的话,师资、课程等软件问题解决起来却尤为不易。首先,打破校籍,让教师真正流动起来,就很有难度。即使实现了,一旦整个地区的学生都倾向性地选择某一门或几门课,又该如何应对呢?更关键的是,高考这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高悬,固定的行政班比选课走班在管理和教学方面都更具优势,对于大多数习惯于行政班班主任全权负责的中学而言,要想短时间内转变思路,配套有效的管理措施,难度也很大。
此外,很多习惯于包办的“中国式家长”也会横加干涉孩子的选择,而就孩子本身而言,敢不敢选、会不会选也是一个大问题。对于大多数从小习惯于“被安排”的学生而言,一旦面对真正的自主选择,很可能茫然失措、无所适从,而这绝不是靠几节职业规划课就能妥善解决的。
综观历史,大凡成功的改革,除了正确的方向、理念外,还必须要有契合实际情形的详细举措,并在斗争与妥协中渐进推行。这一轮“大刀阔斧”的高考改革,如果罔顾诸多现实问题,只用行政手段强行推进,恐怕只能适得其反。我们必须看到,西方发达国家选择性教育的落实,是经过几百年自然演化的产物,需要社会观念等方方面面的跟进和转变,不能急功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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