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2年大学毕业，王文兴将六十余载美好时光奉献给了工业催化和环境化学科研事业，在工业催化、酸雨、煤烟型大气污染、光化学烟雾、大气PM2.5、灰霾以及环境量子化学研究等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如今，在本应颐养天年的米寿高龄，他依然带着学生走在环境量子化学科研的前沿。
“1980年以前，一篇论文都没有发表过”
1952年，王文兴从山东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东北工作，此后进入沈阳化工综合研究院。
解放后，随着我国工业的快速发展，各种合成纤维、尼龙、棉毛和聚酯混纺等的合成生产，都大量需要催化剂。但当时国外保密这些技术，只卖催化剂，不卖技术。
1961年，从苏联卡尔波夫物理化学研究所进修回来后，王文兴来到北京化工研究院，建立化工系统科研单位中的第一个催化研究室。他一边参与国家进口装置中催化剂性能的技术谈判，一边下功夫研究合成催化技术和催化剂。
在“文革”期间很多专家学者“靠边儿站”的情况下，王文兴研究编写了我国第一本《工业催化》。
“但是，直到1980年，我连一篇论文都没有发表过。”王文兴说，“研究成果都在资料室存着，因为在那个年代，做科研就是为了国家需要、生产需要、工作需要，解决问题就行了，没有其他的要求和想法。”
1980年，王文兴被调到新成立的国家环境科学研究院工作，重点参与和组织研究国家重大环保攻关课题。“我国一直未发生过较大的酸雨问题，这得益于自‘六五’以来我国一直组织开展的酸雨防控科研。”王文兴说。
在王文兴做过的数十个重要科研课题中，有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课题。“就是查清1949年以来，我国酸雨时空分布的基本问题。但是这个项目费时费力，管理麻烦，还不容易出成果。”王文兴说，他在全国建立了271个酸雨收集站位，跑遍了全国各地的山川海岛，为我国大气环境立法和酸雨的控制，提供了理论和技术依据。
正是这个看起来“吃力不讨好”的项目，获得了我国环境科技领域第一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9年，王文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白手起家，从北京扛回来一台PM2.5测量仪”
“没想到晚年还能有机会圆我最初的梦——当一名教师，做自己喜欢的基础研究，培养一些青年学生。”2003年，王文兴受母校之邀，筹建山东大学环境研究院，开拓大气环境科研领域。
在当时很多人还不知道PM2.5为何物时，王文兴就带领师生四处奔走，把山东各地的PM2.5全部测了一遍。
“当时刚刚建院，还没有仪器设备，又急着开展工作，我带了一个学生跑到北京，花1万多元买了一台PM2.5测量仪，两个人连抬带扛，一路坐火车带回了济南。”王文兴回忆说。
“只有查清这些大气污染物的形成机理，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但光搞大气监测、总跟在别人后面跑还不行，还要通过理论研究搞清楚大气中有害物形成的机理。”王文兴说。虽然已年逾八旬，但他的学术眼光一直紧紧盯着世界前沿。
然而，大气污染的有害物主要来自电子垃圾焚烧、汽车尾气、火力发电、冶金等，有些实验研究不好做，有些仅靠实验难以解决问题。“我们超越传统的实验研究方法，利用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优势，将量子化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大气环境研究，通过分子结构的模拟计算和量子化学理论分析，解决了相关研究中的一些难题。”王文兴说。
“这些研究建立了新的理论模型和研究方法，开拓了量子化学在环境科研中的新领域，走在了相关研究的前沿，已得到国际上的认可。”山东大学环境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庆竹说。
“搞科研就像进庙修行一样，不要想着发财”
午饭时，王文兴都是到食堂和学生一起排队打饭。“我们要帮他打饭，他不仅不肯，还专门找便宜的菜吃。听说有个窗口有一块钱一份的清炒豆芽，他高兴地跑过去，连说‘这个好，这个好’！生活中他就是这么节俭朴素！”山东大学环境研究院副院长胡敬田说。
“80多岁的人了，每次出差都是自己打车到火车站去坐火车。有时候找不到人，一问他，说已经上火车了！”胡敬田说，“我们说你这么大年龄了，按规定可以用车接送。”王文兴却说：“开车送到火车站，还得返回来，往、返都要排放污染物，但打出租车去只是单程，要少排放一半污染物！”
王文兴生活非常简朴，却拿出自己的工资积蓄，慷慨资助身边家庭经济困难的优秀学生，还捐献个人积蓄40万元，设立了“王文兴院士环境科学奖学金”。
“现在的年轻人视野广、想法多、活跃开放，但搞科研就像进庙修行一样，不要想着发财。”王文兴说，“因为这不是发财的工作，如果别的想法太多，会静不下心来，科研是搞不好的。”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王文兴非常重视学风建设和学生的思想素质教育，还专门在学术期刊上发文，提醒学生严防科学界的不道德行为。
2011年，王文兴荣获首届“环境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年又荣获光华工程科技奖“工程奖”。“我最高兴的是，现在研究院的学风很好，师生的精神状态很好，都能专心做学问、出成绩。”王文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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