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抗战烽火中的不辍弦歌

西南联大校门

　　引言：教育史上的奇迹

　　一块普通的石碑，静静立于校园一隅。

　　石碑正面，记下一所仅仅8年的大学的历史。碑阴，刻着832个名字。

　　这块石碑，名叫“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832个名字背后，是该校抗战以来从军的832名学生。

　　石碑立于现在的云南师范大学校内。另外3块内容一样的石碑，分立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每逢“五四”这样的节日，碑前总会铺上束束鲜花。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平津陷落。8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陆续南迁。1938年，三校在昆明联合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抗战胜利后，联大“胜利关闭”，三校各自北归复校。

　　风雨如晦。在时空的纪年中，8年实在太短太微不足道，但对西南联大，足以凝结最久远的风神。

　　在战争风云之下，民族存亡之际，它临时拼凑而成，条件恶劣，衣食不充，加之日寇轰炸，师生要冒着生命危险上课。但他们赓续文化，弦歌不辍，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陈寅恪、冯友兰、陈岱孙、闻一多、华罗庚、费孝通、吴宓、陈省身、曾昭抡、杨振宁、李政道等曾在这里从教和学习。在这里，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

　　如今，70多年过去，渐行渐远的西南联大已然成为传奇。那么，是什么造就了西南联大的传奇？让我们因循历史的细节和那些动人的故事，还原这段中国教育史上的不可磨灭的时光。

　　中国所有大学都是抗日基地

　　夏日的清华园，秀美静谧。

　　虽已放暑假，但两百多名刚毕业的清华学生，有的在规划职业生涯，有的在为考研究所或出国留学紧张忙碌着。学校一、二、三年级的学生，都在北平西郊的西苑营房军训。

　　深夜，西边隐隐传来枪炮声，打破了校园的平静。

　　这一天，是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严辞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城，中国军队奋起抗战，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

　　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

　　日寇占领北平后，大学再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清华园成了日军饲养军马的地方，图书、仪器、标本被洗劫一空；北京大学红楼，成了日军北平宪兵司令部。

　　7月29日，位于天津的南开大学遭到日军轰炸，校园被焚毁。日军指挥官在记者会上宣布：“我们要摧毁南开大学，这是一个反日基地。中国所有的大学都是反日基地。”

　　南开的创办者、校长张伯苓，得知自己一生的心血化为灰烬后，静默地坐了一会儿，大义凛然地说：“敌人只能摧毁我南开的物质，毁灭不了我南开的精神。”

　　这三校中，北大是中国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也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创办的清华学堂，在校长梅贻琦领导下，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理工科教研机构。而南开大学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当时最优秀的私立大学。

　　随着清华、北大被占领，南开化为残垣，中国高等教育步入了生死存亡之境。

　　国民政府教育部立即召集三校，决定将北大、清华和南开合并，在长沙成立一所临时大学。

　　北大、清华和南开的南迁，并非当时特有现象。随着日寇侵略的脚步逐渐延至华北、华东，一所又一所大学南迁，至1941年初，战前114所大专院校中，有77所南迁。

　　湘江之滨的临时大学

从左至右：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

　　1937年8月28日，国民党当局指定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三人，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勘定校址，确定院系设置及组织机构、经费分配等事宜。

　　此时，从北平、天津撤退出来的三校师生，通过各种途径，辗转集中到长沙复课。这些师生中，有的是徒步到长沙，有的甚至沿路乞讨，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带着从学校偷运出的部分仪器、资料，闯过日军的层层封锁线。

　　最终到校的三校学生共有1452人，其中清华631人，北大342人，南开147人，超过总人数一半以上，另外还有战时特殊情况下的218名借读学生。

　　在各方努力下，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市韭菜园圣经学院正式复课。这一天，学校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是这一天，日军的飞机第一次光临长沙上空，似乎在向这所在困厄中重生的大学示威。

　　经过几个月颠沛流离甚至九死一生的中国学子，终于在湘江之滨、岳麓山下，找到了一块能暂时放下书桌的地方，琅琅书声又重新响起。此时，拥挤的教室，摇晃的危楼，已经没有人再计较。

　　如前所述，三所大学的文化背景、师生都各有特质，如何在战火中将三校“整合”在一起，成为临时校务委员会的一大难题。

　　蒋梦麟回忆说：“在困难时期，执掌一所大学是件令人头疼的事。而在战乱中的年代，与两所不同校风的大学及性情各异的教授合作，无异难上加难。”

　　由于种种原因，长沙临时大学的实际领导工作落在了梅贻琦身上——一位低调而高效的管理者。他主持秘书、教务和总务工作，负责校舍建设，还领导各种专门机构。三所大学的教学单位组成文学院、法商学院、理学院和工学院四个学院共十七个系。同时，三校保留了各自的标记和顾问制度、毕业要求以及非正式的行政组织。

　　长沙临时大学的主体并不在长沙。圣经学院只能供学校办公和法商学院教学。理学院大部分是借用湘雅医学院的校舍，文学院则前往南岳衡山的衡山书院。工学院因没有实验器材，正常的教学无法进行，除土木工程系外，学校只得将机械工程系的航空班转送江西南昌的航空机械学院寄读；化学工程系转送重庆大学寄读；电机工程系与湖南大学共同开课。

　　临大的办学经费十分紧张，大约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教授的工资只有战前的70%左右，勉力能维持生计。尤其对于从沦陷区两手空空跑到长沙的学生来说，他们失去了家庭的经济支持，几乎一贫如洗。临大象征性地收取每人10元钱的学费，并给280名特别贫困的学生发放了15元到25元不等的补助金。

　　由于缺乏教室，有些课程必须安排到傍晚。图书馆里也只有几排书架，几张桌椅和一些长凳，馆藏中英文书籍总共只有6000来册。学生缺少课本，只能依赖上课听讲，而老师也缺乏资料，不得不凭借记忆开展教学。

　　即使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许多教授依然笔耕不辍，这一时期，汤用彤完成了《中国佛教史》第一卷，金岳霖《论道》问世，冯友兰的《新理学》也已经杀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