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是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写在其经典巨著《安娜?卡列尼娜》扉页上的话，也是我的管理学导师包政教授在课堂上经常引用的一句话。包政教授经常用此话引申出他在管理学上的一个观点：“成功的企业总是相似的，失败的企业各有各的败像”。这句话我也是深信不疑的，尤其是在做了多年企业文化咨询项目之后，我更加坚信这一观点。

　　关注优秀企业的共性特征

　　我推测，《追求卓越》的作者汤姆?彼得斯和《基业长青》的作者吉姆?柯林斯当年也是基于这种认识进行研究和写作的。《追求卓越》一书总结出卓越企业的八个共同特点，而《基业长青》一书总结出百年企业的九个共同特点。虽然两位作者的观点在内容上各不相同，但他们关于成功企业的基本认识是相同的。他们都认为成功的企业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而这些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们成功的DNA，或者叫做文化基因。

　　和很多企业家看法不同，我始终认为，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的重点（这里主要是指组织文化建设，而不是品牌文化建设）应该关注优秀企业的共性特征，应该是成功企业优秀基因的研究和引入，而不是追求企业的个性，追求文化上的特色或管理上的特色。我坚信，中国的企业在文化上真正需要的是建立管理上的普世价值观，摆脱所谓的中国特色、地域特色、行业特色、企业家特色的陷阱，真正以文化上的普世价值为基础建构企业的管理。

　　王石、刘建强：成功企业倡导公平、平等、都反对特权

　　近些年来，无论是理论上的研究还是实践中的感受，都愈来愈支持上述观点。

　　在社会文化层面，对于中国社会文化的改造问题，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1998年提出了与清朝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相反的观点，即“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该观点认为所谓“西学”实际上已经不是西方某一个国家的文化，而是优秀的发达国家共有的一种普适性的文化。

　　在企业文化层面，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先生写了一篇文章《深圳现象》。随后，《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的刘建强先生也发表了一篇文章《蛇口基因》。两人通过对深圳企业、特别是深圳蛇口企业的成功经验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像华为技术、万科地产、平安保险、招商银行、中集集团、华侨城等这些行业差别极大的企业，其成功的背后却有着极为相似的原因：表面上看，这些企业都在深圳、大部分都在深圳的蛇口；再向深层看，这些企业都具有明晰的产权、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透明的管理机制；再向更深层看，这些企业都倡导公平、平等、都反对特权。王石先生和刘建强先生都认为，共同的文化基因是深圳这些企业成功的关键。

　　《华为基本法》：先进的文化理念和管理原则具有跨时代、跨地域、跨行业的特点

　　在管理实践上，虽然有很多企业在追求自己文化上的个性特征，但也有一种趋势在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中变得越来越明显，那就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在深入研究《华为基本法》，并对《华为基本法》中表达的管理理念表示了高度的认同。尽管这些企业家来自各行各业、四面八方，在行业、地域、企业家个性等方面与华为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相似之处，但是这些企业家却都一致表示：从《华为基本法》中领悟到了很多管理道理，在应用这些管理道理处理自己企业内的问题时，效果是极为明显和令人鼓舞的。

　　《华为基本法》制定于1998年，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其影响最初主要限于通信行业，特别是在通信运营商的圈子里，一度被奉为通信行业的“管理圣经”。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华为基本法》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通信行业，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企业界影响最大、最广泛的一份管理文件。而且可以看出，中国企业家对于《华为基本法》的追捧仍然在升温，已经成为中国企业界和中国管理学界引人关注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说明，先进的文化理念和管理原则具有跨时代、跨地域、跨行业的特点，只要真正遵守这些理念和原则，企业的成功似乎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实现“从文化到绩效”的理论底基——入世·修行

　　优秀的企业都有着共性的文化，但是，优秀的企业文化共性应该是什么样的？为什么是这些文化共性而不是其他？这些文化共性是如何在企业中发挥作用，进而为企业带来高绩效和竞争力的？这仍然是没有解决的问题。

　　约翰·科特教授试图解答从文化到绩效这一问题，他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进行了长达11年的研究，写了一本《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的书。书名很吸引人，但是阅读过的人都知道，其中连企业文化本身都没有定义清楚，更没有讲明白文化与业绩的因果关系，唯一让人记住的是其关于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关联的表格。

　　相比之下，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文化与经济、文化与经营绩效关系的论述算是最让人信服的。马克斯·韦伯认为基督教的新教教派改变了传统教派修行的方式，从原来的“出世修行”改变为“入世修行”，把劳动当成了修行方式，并且树立了把世俗职业视作天赋职业的“天职”观念。正是这种“入世修行”方式和“天职”观念的兴起，让信仰基督教新教的国家普遍兴起一种空前的劳动热情，而正是这种劳动热情推动了新教国家经济的腾飞。

　　韦伯关于文化与经济的逻辑关系论证清晰明了，让人信服，现实社会中我们可以找到大量可以证明这种关系的事实。比如，同样是佛教，传统的佛教也讲出世修行，这种观念并无助于经济发展。而日本，以稻盛和夫为代表提出了“在劳动中修行”的新的佛教观念，他一手创造了两个世界500强企业——京瓷和KDDI，并且在大厦将倾时拯救了日本航空。稻盛先生和他的盛和塾正在以一种新的佛教观念，成为日本经济复苏的最大的精神动力之源。

　　在台湾，以星云法师为代表，提出了人间佛教的观念，提倡人们入世修行。鸿海集团的郭台铭、凤凰卫视的刘长乐等一大批著名企业家都是星云法师人间佛教的信奉者，人间佛教已经成为推动台湾和大陆经济复兴的重要动力来源。

　　企业文化与企业经营业绩之间的完整逻辑关系

　　韦伯的分析方法让人信服，也启发和鼓励我按照这种思路解析企业文化与企业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我一直认为企业文化与企业经营业绩之间一定存在着一种简明的逻辑，这种逻辑应该让所有的人看一眼就能够明，企业文化是如何影响或驱动企业业绩的，只是这种逻辑尚未被我们发现。

　　（一）社会财富和组织绩效来源于“组织协同”

　　在我寻找企业文化与企业经营业绩的内在逻辑的艰难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包政教授关于社会效率来源的思维框架让我茅塞顿开。透过包老师的思维框架，我似乎隐隐约约看到这种简明而令人心跳的企业文化与企业经营业绩的完整逻辑。

　　包政教授认为，现代社会高效率创造财富的关键是分工与协同，其中分工的观点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最早提出来的。亚当·斯密通过他著名的“别针生产”的案例，揭示了劳动分工对于生产效率的极大促进。但是，亚当·斯密并没有意识到，劳动分工只是为生产效率的提升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而要真正地实现效率的提升，还需要分工之后的相互协同。

　　市场交易是一种协同方式，人们通过在市场上的平等议价、自由买卖实现互通有无，相互协同。斯密及以后的经济学家们对于这种协同方式以及协同的主要原则有大量的论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微观经济学的原著，这里不再赘述。包政教授把市场交易的协同方式命名为“自协同”方式，与之对应，还有一种协同方式——“组织协同”或“管理协同”，即各个市场交易主体内部的协同。这种协同方式一直没有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直到切斯特·巴纳德先生在其《经理人员的职能》一书中开始系统提出。组织协同是企业、事业、政府等单位内部成员之间的协同，也就是斯密没有关注到的“别针工场”内部分工之后的协同。巴纳德和紧随其后的赫伯特·西蒙、彼德·德鲁克都是在研究组织内部的分工与协同。包政教授认为，社会财富和组织绩效来源的全部密码几乎都在这里。

　　（二）文化作用于分工与协同，进而作用于经济发展和组织绩效

　　借助于包政教授的思维框架，加上我对文化的重新定义——文化即人类习惯，从文化到绩效的逻辑似乎隐隐若现。

　　文化作为一种习惯，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在劳动分工、市场协同、组织协同过程中都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凡是有利于促进劳动分工、有助于促进市场协同和组织协同的习惯，都会促进组织绩效的提升。相反，凡是阻碍劳动分工、市场协同和组织协同的习惯，都会阻碍组织绩效的提升。文化是通过作用于分工与协同，进而作用于经济发展和组织绩效的。

　　从文化到分工协同、再到组织绩效的逻辑链条一旦搭建起来，顿时感觉豁然开朗，无穷无尽的事实佐证扑面而来。

　　1．劳动分工

　　西方新教伦理的“天职观”是最有利于分工的，既然职业是上帝赋予的，便没有什么怀疑和犹豫，只有尽最大努力干好；类似于“天职观”，日本社会有一种“各安其分”的文化观念，即各行各业的人都要安守本分，干好自己分内的事，才会赢得社会的尊重，这种观念无疑也会有利于形成稳定的社会分工。

　　相反，中国的三教九流的观念把社会职业分成三六九等，对于上层的职业报以仰视的态度，而对于下层的职业报以鄙视的态度，这种文化观念明显不利于形成有效的社会分工，从而不利于效率的提升。中国劳动市场的实际情况也很好地印证了这一观点：公务员招考，各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趋之若鹜，一个公务员名额甚至会有上千名竞争者；而技术操作工人招聘，大学毕业生唯恐避之不及，好不容易有一个人投简历，十个单位争抢一个工人。

　　2.市场协同

　　拥有宗教信仰的社会比较容易进行市场协同，而一直以来就比较重视契约观念的基督教社会，更加有利于市场协同。拥有宗教信仰，容易使人产生敬畏心，容易使人具有牢固的道德底线，从而更容易让人相信。比如说，在北京吃羊肉串，清真饭馆往往给人更加可信的感觉，因为回族人至少不敢冒着违反教义的风险去使用其他劣质肉冒充鲜羊肉；而没有宗教信仰的汉族人（这个例子纯粹是从文化讨论的角度讲的，没有任何歧视汉人的意思，本人也是汉人）则无所畏惧，只要顾客吃不出来，什么肉都敢用。

　　中国市场上出现的地沟油、毒奶粉、假鸡蛋、猪皮胶等层出不穷的假冒伪劣现象，不幸正在印证着这一结论。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而可怜的中国父母连自己孩子喝的放心的奶粉在国内都买不到，无奈只能到香港、日本、欧洲去代购。中国的市场经济正面临着严重的诚信、信任和信心危机，而这种危机与我们缺少“信仰”、缺少敬畏感有很大的关系。

　　3.组织协同

　　西方社会中的平等观念比较容易形成组织协同，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等级观念则无助于形成组织协同，这使得中国人很难组织起来。两个人能不能在一起合作，能不能长期稳定地合作，无法通过强制来实现，完全取决于双方的各自的意愿。而双方各自的合作意愿取决于各自对于组织是否公平、相互之间是否平等的感觉。如果感觉组织是公平的、相互之间是平等的，就会愿意继续合作。相反，如果有人感觉组织对自己不公平、组织成员之间存在着不平等，合作的意愿就会降低，久而久之，合作就会终止。

　　有人说，中国人每个人独自都是一条龙，但合起来就变成了一条虫。不容易团结、不愿意合作，是中国人到哪里都会表现出来的群体特点，但这只是现象，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和不平等观念。

　　透过分工协同的框架，我们可以轻松看到文化理念与组织绩效的关系，也能够明显地看出西方社会文化的效率优势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效率劣势，从而为中国企业的文化再造提出了明确的方向，这正是笔者作为一名企业文化管理咨询师日夜求索的命题。

　甘肃轨道交通运输学校西校区

官方网站：http://www.gsgdyx.com/
QQ咨询平台：2282459455
全国免费咨询热线：4000931-558
学校地址：甘肃轨道交通运输学校西校区在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果园镇，坐111、109、107、11路公交车到塑料厂，转45路公交车即可到达。